辨天二说》的记述，耶稣会士并未回应此次辩难。于是圆悟于九月写下《辨天二说》，继续在杭州张榜公布。教会方面继续避战，只有部分奉教儒士以云栖和尚生前所作《天说》辩难利玛窦而失败为理由回绝论战。

　　随后，圆悟和尚再作《辨天三说》，而张湉则根据教会发布的传教文献《辨学遗牍》考证出，昔日作《復莲池大和尚竹窗天说四端》者并非利玛窦。而在福建刻本《辨学遗牍》则有“弥格子”（御史杨廷筠之教名）之序言，该序言中，杨廷筠编造了云栖和尚临终向上帝忏悔的故事。

　　于是，张湉作《证妄说》再次攻击天主教会。

　　在这场围攻中，天主教一直处于避战的地位，采取了不参与辩论的龟缩政策。尽管教会中的一些奉教儒企图进行反击，但是教会的首脑人物始终坚持不回应不辩论的方式――这大约是吸收了南京教案中的某些教训。做出一副“清者自清”的摸样来。

　　事实证明教会的这一策略是有效的，因为很快就有非佛教徒的普通儒士站出来指责佛教徒：“云栖弘济利生之德，昭如日丽中天，人孰得而掩之？彼诬谤者徒自诬耳，何足以损其光明哉！胡不闻古德云：‘一切是非莫辨之’说耶，子乌用是喋喋也？”

　　很显然，天主教会采取的退让政策，将自己打扮成了受害者的形象，使弱小的杭州教会免于受到进一步冲击，最后安然度过了危机。

　　“现在可只有崇祯四年。”赵引弓提醒他。要等到崇祯八年，说不定形式已经发生了大变化。

　　“你听我说下去。”张应宸象卖关子一样，继续说道，“明末的儒士大多有‘逃禅之癖’，以回避社会现实。所以禅宗势力很大。宁波、杭州、嘉兴等地区这一带又是禅宗临济派的主要活动地区。我们新道教的传播会非常的困难。要知道这些佛教徒对道教的态度也不怎么样，我现在挤进去传教，恐怕不会比天主教传教容易。你们知道成熟市场里抢顾客有多难吗？”

　　众人点头，新道教能在琼州取得很大业绩，无非就是钻黎区没有成熟宗教的空子。到大陆上可就没这么容易了。

　　对于佛教势力根深蒂固的两浙地区，新道教想要一举从虎口夺食是不可能的，但是提前挑起佛教与来华耶稣会传教士的争论，首先可以削弱天主教的影响力――他们虽然弱小，却有一批热心，愿意奉献一切的教士教徒，发展潜力很大。其次，是利用此次教案打击佛教的声誉，毕竟在整个教案中，佛教徒一直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。必然会招来一部分中间人士的反感。

　　“我现在想在这里分上一杯羹，只有来搞驱虎吞狼之计了来败坏两教的影响了。”张应宸举起酒杯，小饮一口，“我准备提前引发这项争论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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